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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样的房子能装下三孩?减小抚养负担

发布时间:2021-06-02 16:07房产投资
  转折发生在2011年。这一年,中国的人口抚养比(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)结束了持续30多年的下降,从前一年的34.2%上升到34.4%。
一家五口适合住多大的房子

  抚养比提高主要是两个原因,抚养人的增加减速了,被抚养人的增加加速了。

  先看抚养人,2005~2011年,15~64岁劳动年龄的人口总共增长了6.5%,2011年增加了0.35%,2012年增长了0.1%,增长得越来越慢。自2013年起,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,不再是增长得慢,而是变为减少。

  而硬币的另一面,老年人口却在快速增长,2005~2011年间共增长了21.8%,年均增长3.28%,远超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。2011~2017年间,平均增长率进一步达到了4.26%。这就使得人口抚养比在2017年提高到37%。其中2019的老年人口抚养比(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)已经上升至17.8%。

 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发布的报告《人口与劳动绿皮书: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.19》预测,随着1950年代出生高峰队列陆续超出劳动年龄,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加速减少,而老年人口加速增长。到2032年人口抚养比将会升到51%左右。也就是说,每一个工作人口要养两个人。此后,直到2060年之前,人口抚养比中的老年抚养比将一直保持上升状态。

  应对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,解决办法就是提升当下的生育率,这一点全社会已有共识。

  ▌少儿抚养比

  我们在谈到抚养比的时候,往往都把焦点放在“老人抚养比”,即年轻人抚养老人的比率。但实际上,如前文已经提到的,在人口抚养比这个汇总统计之外,抚养比存在着两种分类,一是大家熟悉的老人抚养比,另一个则是少儿抚养比。

  如果生育率上升,人口出生,会减少30年后的抚养比,但同时,却会立竿见影地提高当下的少儿抚养比。也就是说,短期内,新出生的孩子会把总人口抚养比拉得更高,劳动人口在沉重的养老负担来临之前,需要先养育大量的未成年人。

  生育会增加当下的抚养负担,而养老则是30年后的事。虽然这是同一代人在其生命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问题,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,心理学证明,决策时,短期利益的权重要大于中长期利益。30年后的痛苦,与当下的负担之间,人们往往会更看重当下的负担,而忽视30年后的问题。三胎政策一出,人们纷纷计算,一对年轻夫妇要养4个老人,3个孩子,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!

  那么,事情就进入到这样一个逻辑:只有多生孩子,也就是提升当下的少儿抚养比,才能解决30年后的老人抚养比问题;但这就增加了短期内的抚养负担。这会降低生育的意愿(生不起养不起)。而生育如果减少甚至只是不增加,就难以解决30年后的养老问题。

 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,只能是设法让人们“生得起”,减小抚养负担,提升当下少儿抚养比的效率,才能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,增加出生人口,为30年后的养老作准备。

  ▌2032与1994

  其实,根据统计,即便在2032年,总体人口抚养比也只与1994年的水平相当。那么,为什么1994年的时候没有现在的焦虑?

  一方面,是抚养老人和抚养儿童的区别。在1994年的抚养比结构中,少儿抚养比占到83.4%,而2032年的抚养比结构中,预计老年抚养比会占到56%。从经济理性上说,抚养少儿是对未来生产力的投资,会有回报; 抚养老人则是纯粹的消费,没有回报。对于公共支出而言,这两种负担的意义完全不同。从情感上说,抚养幼儿与抚养老人,所感受到的情感回报也是不一样的,这并不是不孝或嫌弃老人,而是生物繁衍本能所造成的情感差异,与子代的亲密关系,和与亲代的亲密关系,是完全不同的。

  另一方面,则是抚养目标与效率的不同。通俗地说就是,现在养孩子的方式不一样了。当年对少儿的养育,目标并不高(“给口饭吃就行”),竞争也不强(不是特别穷的地区,基本都能上学,将来都能有工作),内卷程度也不高(上学不一定重点,考试不一定第一),没有如今困扰国人的幼儿托育、教育升学等种种问题。所以抚养效率更高。而如今,不但抚养目标提升了,同时,效率也随之下降。

  所以,应该有的思路是用效率去化解负担,改变生育观念,提升当下的少儿抚养比,才能解决30年后的老人抚养比问题。同时,提高抚养效率的思路,也会有助于解决30年后的其他问题。

  那么,如何提升当下的抚养效率,降低抚养负担?

  ▌公共服务的效率

  当下中国抚育孩子的相关服务在种类、数量、质量上都不尽如人意。

  比如,在孩子托育上,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(或者说价格太高)的情况下,很多家庭以私人方式解决,由老人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。这种形式的照看,效率并不高。从社会分工意义上,把照顾孩子这一工作进行专业分工,效率会更高。比如,一个班50个孩子,6点放学,只需要3个老师照看。但如果3点半放学,却需要起码50个老人去接送,并照顾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。因此校外托育作为一种社会分工,就可以提高效率。但是,这些市场化机构在人力成本之外,还需要承担高昂的房租成本,而此时,由国家划拨土地的学校却是空关着的,这是一种土地资源的浪费。

  教学上的公共服务质量同样不如人意。从全国范围来看,人口出生的顶峰在1987年,20年后进入低谷,但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因此进入小班化。2001-2010年全国范围内的“撤点并校”,使学校数量锐减。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,2000年到2010年,在我国农村,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、30个教学点、3所初中。虽然撤并主要发生在农村,但撤并造成孩子集中流向县城和人口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学校,这两个地方的大班化都非常严重。大班化可以节约财政支出,但教学效果很差,最终造成了家长抚育负担的增加。

  教学服务质量不够,就衍生出了课外辅导的需求。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,但家长辅导作业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这也是一个抚养效率问题。家长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,教育方式也没有得到过专业化训练。这种分散式的辅导,结果是教学质量也不好,孩子和大人也非常累,还伤害了亲子感情。这就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欲望和生育率。

  不过,这些问题比起土地政策,就小巫见大巫了。

  ▌土地孕育人

  在中国,抚养孩子的首要负担是房子。

  中国的文化背景下,一般需要抚养的孩子年龄是0-22岁,甚至要负担到25、26岁,通常还需要支持孩子买房结婚(和之后帮助抚养孙辈)。所谓六个钱包买房,也是抚养负担的一种反映。美国房价中位数大概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3倍出头,而台湾是6倍、香港长期在10倍以上,这三个地方,生育率就有明显的差异。

  这实际就是一个支付能力的问题,与年龄息息相关。由于财富积累的原因,50岁住上200平的房子,35岁住进100平的房子,25岁住进70平的房子,是常见的情况。但实际上,根据相关研究,住房活动面积的大小对生育率有非常大的影响。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,更多的孩子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,祖辈帮助带孩子,也需要居住面积。所以,拥有四五个卧室住房的人群一定比一居室、二居室的住户生育意愿强。要让年轻人多生孩子,就要有足够的住房。而年轻人能否支付得起住房的价格,就与房价以及背后的土地政策相关。

  此外,人口学家的研究发现,房屋的形态也与生育愿望相关。相比高层的公寓,独门独户的独栋和联排房屋,即使面积小一些,也更能促进生育。虽然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尚待研究——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有了生育愿望才选择这样的户型。但一个可以活动的小院子,一块可以晒到太阳的小草坪,这种宽敞的空间感,能在有利于孩子成长发展的同时保障他们的安全。

  年轻人负担不起房子,或者只能买得起拥挤逼仄的高层,这背后,归根到底,是土地政策的原因。

  ▌中国需要更多的城里娃

  土地政策背后,还有一个对城市化趋势的认识问题。

  我们知道,小城市的房子相对于大城市很便宜,农村则更便宜,人们在农村更容易住上平房。那么,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把人限制在乡村和小城镇?

  答案是否定的。人口朝城市集中,朝大城市集中,是大势所趋。

  2020年有26个城市公布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,其中有8个城市人口开始下降。这源于国内人口的大趋势。中国人口总数在继续增长,但增速下降,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按照联合国的预测,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将出现在2030年。在此之前,一些地方的人口数率先出现下降,是非常正常的。这是因为,人口会离开中小城市,向中心城市迁移、集中。

  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规模服从Zipf法则。所谓Zipf法则,简单的说,一个国家,有一个最大的城市,然后有次大的城市,会有一个城市的层级。当然,中国的情况很特殊,中国很大,可以存在多个区域中心城市,除了北上广深外,区域的大城市如成都、武汉,都可以成为区域中心。最近,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,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达到2093.8万人,成为北京、上海、重庆之外,第四个迈入2000万人口大关的城市,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。成都远离北京,可以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,覆盖西南、西北。但是能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,总还是有限的几个,人们会向这些地方聚集,其他地方,自然会有人口的下降。

  美国国内曾出现过四次人口迁移的高潮。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人口大规模西移,所谓“西进运动”,原因是南北战争与牛仔开发西部的荒地,集中在农业的发展;第二次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,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,促使人口大规模从乡村迁入城市;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,农业危机、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南部的人口迁往北部和西部;第四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,东北部人口大量迁往南部和西部地带。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,东北部老工业区环境污染严重;冬季又寒冷多云多雨;土地租金高;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环境有更高要求;南部和西部气候温暖,科技力量更集中,而且环境更好,有“阳光地带”之称,吸引了大量资金与人力。这是从工业向第三产业的发展。这几次移民潮都与经济的发展周期相吻合,人力集中到城市,并根据实际情况,从原先的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,一次又一次地优化资金和人力的配置,提高经济效率。

  美国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的过程给我们以相当大的启示,经济发展基于城市化。强行把人留在老家,失去了城市的规模效应,不管是产出还是消费都会降低,双循环中的内循环会受到抑制,这就会抑制经济增长。用经济增长减缓去换人口规模的稳定,得不偿失。

  中国发展需要的人口,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数量,另一方面需要对人口质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,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人口。而这些,都需要提高诸如教育和住房这样的公共服务效率。用通俗的话说,生得起、养得好、安居乐业,才能支撑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,向着高技术、高收入国家发展。

  那么,在城市化/大城市化;老龄化;以及居住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,这三个条件之下,要促进发展,逻辑的结果就指向:改变城市的土地供应政策,增加低密度住房,降低公共服务的土地成本。只要做好规划,城市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城市病。

  需要强调的是,土地,从来都是服务于人的,没有人的土地毫无意义。土地只有孕育了人,才变得有意义。